【类型】期刊

【题名】鲁沙尔镇刘琦山神信仰的考察与分析

【作者】 冉庆美， 张前程， 王克昌

【关键词】 山神信仰 多民族地区 刘琦山神

【期刊名】青海民族研究

【摘要】 刘琦山神是清代中后期以后湟中县普沙尔镇藏、汉、蒙等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神灵之一.这一崇拜是在香沙尔镇塔尔寺日益成为佛教圣地的过程中,该地多民族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该地区多民族对刘琦山神信仰的描述,研究山神崇拜中的民族文化融合,有助于理解一位汉族人物如何在藏传佛教影响巨大的塔尔寺生根并获得快速发展的缘由.

【年份】2010

【正文】

鲁沙尔镇刘琦山神信仰的考察与分析

冉庆美 张前程 王克昌

（青海大学，青海西宁 810016）

摘 要：刘琦山神是清代中后期以后湟中县鲁沙尔镇藏、汉、蒙等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神灵之一。这一崇拜是在鲁沙尔镇塔尔寺日益成为佛教圣地的过程中，该地多民族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该地区多民族对刘琦山神信仰的描述，研究山神崇拜中的民族文化融合，有助于理解一位汉族人物如何在藏传佛教影响巨大的塔尔寺生根并获得快速发展的缘由。

关键词：山神信仰；多民族地区；刘琦山神

中国的宗教信仰中，多民族的信仰融合是民族学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究其原因，在于它渗透于多民族聚居地的民众生活之中，因而通过这些区域的宗教可以反映多样的、多元的社会存在及其变迁过程。就山神信仰而言，我国许多民族都有自然崇拜，尤其是生活在山地中诸民族，山是他们生存的重要依托之一，无论是雄伟壮观的崇山峻岭还是秀美小巧的丘陵山地，对山地民族提供了神秘而虔诚的信仰之源。在青海地区，汉族、藏族、土族、蒙古族等对山神是非常崇拜的，不管是在农业为主的河湟地区还是牧业为主的草原地带，“拉什则”、“峨博”等在一些显眼的山头峡谷呈现，许多山神有确定的名字，如“阿尼玛卿山神”、“念青唐拉山神”、“雅拉香波山神”、“玛沁山神”等，山神管辖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度，是地方神[1]。关于青海藏族一民族的山神信仰，索端智在《藏族信仰崇拜中的山神体系及其地域社会象征——以热贡藏区的田野研究为例》中提到：以山神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守护神信仰是藏族文化中一套重要的象征体系，与藏族人民的现实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因为信仰者认为地方保护神既可以造福社会，也可以作恶人间，因为人神关系的实质是“互惠”，所以，人们要在日常和周期性的仪式中定期举行祭祀仪式，献祭供养，以维护正常的人神关系。守护神虽然司职守护不同的区域，但山神体系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阶序，不同等级的守护神对应着大小不等的地域社会[2]。

许多学术论文无论从历史的角度剖析山神在一民族民俗文化中的地位还是从地域的社会结构诠释山神在一民族文化中认识等方面进行的研究[3]，可以说都是山神在一民族中的信仰状况为研究基础的。对于单纯的一民族为主体的山神信仰的再思考以及对鲁沙尔民族文化融合中居住地多民族共同的刘琦山神信仰的历史的考察，都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地区从单一民族逐渐演变为多民族混居地之后，人们对山神的信仰也就跨越了单一民族的民族属性，信仰客体被赋予多民族特色。就地理概念来说湟中县鲁沙尔镇是河湟文化的重镇之一，刘琦山神信仰的出现是该地区居民民族逐渐多民族化与塔尔寺日益成为佛教圣地有关联。因此，鲁沙尔镇刘琦山神信仰，不仅与藏族有联系，还与汉族相关，不仅遗留有游牧民族信仰信仰的方式，也掺杂了汉族农民、商人等各界人士信仰山神的方式，并反映河湟地区属民从单一民族到多民族混居转变的动态过程。

一、刘琦山神的原型

（一）刘琦其人其事

在距塔尔寺1公里远的金麟山（当地百姓称其为“西山”）山腰上，有一座精致的小寺叫刘琦山神庙，与塔尔寺遥遥相望。而在山神庙的大殿正中，供奉着这样一位冉冉胡须、鹤发童颜、身著汉族官服的老者塑像，他就是刘琦山神。据《河州府志》记载，刘琦是甘肃省河州府大河家刘家集（今甘肃省积石县）人，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的辛卯科进士，善骑射，声亮如铜钟。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刘琦奉命前往西藏，任交际联络官，藏语称之为“通哲斜巴隆保”，意为明王与西藏政府间互通友好往来的交际官员。刘琦进藏后，感觉到西藏地处边陲，交通闭塞，生产不发达，人民生活贫困。他便决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使当地民众生活富裕安康，让这片土地永远安定繁荣。刘琦进藏时正值宗喀巴大师修身创教成功之时，于是，他主动皈依格鲁派，努力学习藏文，精心研究佛学经典，同时，在当地大力推行内地农、工、牧、商等先进生产技术，改进生产工具，促进生产发展。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西藏地区农、工、牧、商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大改观，刘琦也被西藏政府聘任为“环居日隆保”，即财贸官。刘琦仙逝以后，西藏藏王为追念他的功绩，特封为“业斗侯”（地方护法神），绘制画像，在各寺院供奉膜拜，护佑地方安宁，西藏牧民号称刘琦为“阿米刘琦藕藕目拉（财神爷）”，与太上鲁班老祖同时敬奉、膜拜、相沿成习[4]。

（二）鲁沙尔镇关于刘琦的民间传说

刘琦虽然在西藏被封，但是关于阿米刘琦的传说，在湟中县鲁沙尔地区不断流传，版本盛多却非常多。其中最为鲁沙尔镇人几乎人人皆知的当属“刘琦显灵送酸奶”的故事。据说，塔尔寺三世赛多活佛阿旺丹贝坚赞从西藏请来刘琦真容绘像，供奉于祈寿殿中，同时，也在塔尔寺各经堂内供奉刘琦护法神像，以庇护塔尔寺及四方周边的安宁。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世班禅罗桑丹贝意希进京朝觐，为乾隆皇帝祝寿，途经今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在都兰香日德地方驻锡的夜里，六世班禅梦见一位头戴乌纱，身着朝服的白须官员，怀抱一桶酸奶向他敬献，并恳求在能看见塔尔寺的地方建寺让其栖身。这一年冬天，六世班禅抵达塔尔寺，并到各经堂佛殿点灯巡礼。在祈寿殿西头的一间小佛堂内，他看到了与自己梦中官员容貌无二的刘琦画像，联想起梦状，即指示身边的四世赛多活佛阿旺嘉贝多杰为其建寺，把“业斗侯”刘琦安置在能看见塔尔寺的地方。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在金麟山山腰上建成了刘琦拉康，自此，刘琦便被请进其中。从此，这位老人便长住此地，朝听丛林风响，暮闻古刹梵音，跌坐诵经，受塔尔寺僧众供养，成为护佑这方水土和百姓的山神。还有一则传说是刘琦山神庙旁边有一口泉，相传佛前的菩提树因天旱干枯。一天夜里，庙里的小阿卡做梦，刘琦佛告诉他，墙外有一眼泉。第二天，小阿卡安梦中指点地方，叩头诵经，果然涌出泉水。菩提树又恢复生机，枝繁叶茂。庙内在刘琦山神的左边是玛钦山神；而另一边那个骑白马、拨念珠，手持一剑的是白马山神，也叫扎拉山神。唐卡画有宗喀巴和释迦牟尼。壁画有六世班禅送灯遇恩公、神泉水映菩提树、十世班禅捐德款、敕封神位金麟山、刘琦显灵送酸奶等。

二、鲁沙尔镇历史变迁中的刘琦山神信仰

（一）鲁沙尔镇游牧时期的山神信仰

塔尔寺位于河湟腹地湟中县鲁沙尔镇南隅，它成为佛教圣地与格鲁教创始人及诸多著名藏传佛教人士有关联。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诞生在今天塔尔寺大金瓦殿内的大银塔处，当时，该山地是一片牧场，母亲香萨阿切在放牧时生了他，父亲是湟中县龙本部族俄西朗珠家族人。明洪武12年（公元1379年），香萨阿切与当地头人和信众建莲聚塔，后建成弥勒佛殿，故称塔尔寺。此后的600多年间，青海、蒙古、西藏等地的千百户、王公、信众不断修建塔尔寺，塔尔寺周边也由牧业转向农业转向亦农亦商的城镇。塔尔寺周边曾经是牧场，从鲁沙尔现在沿用的地名来看，鲁沙尔是藏语，意思是新牧场；昂藏为鸭子窝；庄隆是牧民沟；东拉是树林；拉才夏冬是有峨博的东山梁等。另外，六世赛多活佛这样描述塔尔寺：“冬季呈白晶色，夏季现碧彩玉，秋季映金黄色，春季犹如花玛瑙。房地田地地都善，饮水河水水皆佳，近牧远牧草尽好，房木柴木木均良，宅石灶石石堪夸。”[5]明清时期塔尔寺的僧众来源和僧众供给，大部分由塔尔寺周围所属六个部落即西纳族、祁家族、隆本族、申中族、西喀巴族和梅仰族群众负担，这六族后来成为塔尔寺属民。因为塔尔寺一直以牧业为主，主体民族是藏族，所以民居、饮食、服饰等方面基本一样，常吃的食品有青稞糌粑、玉麦糌粑、燕麦糌粑等[6]。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塔尔寺与蒙古等地往来，该地也迁入了一些蒙古族，但对当时塔尔寺的信仰没有大的改变。

目前，鲁沙尔的藏、蒙、土三族祭祀山神的方式可以被视为游牧业时期该地区的遗风，山神信仰基本都是单一的藏民族信仰方式。鲁沙尔镇有山头的地方就多处有“拉什则”（蒙古族、当地汉族称为“峨博”），在刘琦山神庙的山顶仍有多处的祭祀山神的石堆和经幡。现在，藏、蒙、土族到刘琦山神庙祭祀时，一般都是先到山神庙，庙里的值班喇嘛念诵经文，人们把煨桑用的松柏枝、哈达、酥油等物放在刘琦山神前面的供桌上，以便得到加持和净化。诵完经文，人们拿上祭祀物件到山顶的“拉什则”处点燃柏香，上面放上青稞炒面、酥油、冰糖等，煨桑献祭。鹿马台上放风马也是藏族祭祀山神的主要形式之一，每逢初一、十五或者法会期间，藏族信徒要到刘琦山神庙放风马，风马是方形的纸，中央是驮着宝物的骏马，上面印有日月，四周是龙、鹏、虎、狮，也有的印有六字真言的。放风马时，人们到山顶、山口处放飞。在这里山神信仰与放风马仪式融合在一起。

（二）农商并重时期的刘琦山神信仰

据清乾隆九年(1744年)《塔尔寺“禀奉”碑》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塔尔寺四至碑》，这两块碑记述：“南川脑甲亚滩荒地一所，其地东至门门红山嘴，南至石山，西至丹卜地土墩岭，北至土门门，并甲亚滩、海马沟、蝦蟆台、大小阶模沟，尽有泉源，聚流成河，南川临城籍灌二十余堡的农民向塔尔寺每年输纳屯粮五千余石，草五万余束，上关国赋，下资民生，且此滩此台又系塔尔寺原买牧樵之地，自古至今毫无侵越，不料逆乱之后竟有通事沉元暗从。”[7]“窃查卑寺初建于前元年间，宝贝佛爷降生之所。而西藏达赖、班禅各东北蒙黑佛等建立窝博塔尔，并各蒙古王公建修寺院诵经祈祷平安，最为注重之地。所以一切畜牧草坡，养赡田地均有先后印照，谕示及碑记可凭，占根最早，牧养最先。”[8]碑文内容中可以看到，虽然塔尔寺周围力主牧业，但随塔尔寺的扩大和其他民族不断入迁，成为该地属民，农业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业。这一变化引起了山神信仰的变化，从纯粹的藏式祭祀山神转变为汉藏相杂式的。在刘琦山神庙中依然保留了藏式祭祀山神的一些特征，比如煨桑，每逢新年伊始春节，或每月初一、十五，人们拿上早已准备好的祭祀物，象柏香、酒、馒头、炒面、鹿马、酥油或清油，到刘琦山神庙煨桑祈求，保佑平安。也进行转山的娱神祭祀活动，少则一圈多则三圈。但随着多民族混居该地及刘琦山神信仰的扩大，祭祀刘琦山神的内容又叠加了许多的汉族农业、生活祭祀的内容及仪式，例如，农历三月十五的大法会是为纪念阿米刘琦而进行，数位塔尔寺活佛及僧人前来诵经。其中有盛赞刘琦功绩的经文，更重要的这是每年一度的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农业祭祀法会。

另外，在刘琦庙中，当地的居民中各民族（信仰伊斯兰之外）祈福、祛病、求子、消灾、避祸、求官等往往都要面向刘琦山神来求签问卜。问卜者先给刘琦山神上香点灯（酥油灯、清油灯均可），然后跪拜在刘琦山神前祈祷，之后拿起签筒，双手前后摇动，等一根有效签摇落后拾起，按其标号，让管寺的喇嘛查阅占卜书中的相关条目，就可得到所问之事的祸福凶吉。刘琦塑像两边挂满了祈愿的各族信众的香包等刺绣物件。许多的朝拜者中，只要来塔尔寺都要到西山拜刘琦山神。因汉、藏、土、蒙皆有，朝拜的方式也是汉藏相杂。案前供酥油灯、净水碗、青稞酒。在庭院内外置煨桑炉，院外建有白塔，白塔十三层，象征佛教的十三天，白塔周围有转经轮。山顶建有峨博，白塔和峨博周围随处可见信徒撒的“风马”（汉族称“鹿马”），这些都是藏民族最为传统而又普遍的祭神拜佛方式。而案前的签筒、抽签方式、庙内跪拜的方式及签书书写内容的方式，则又为汉族风格。马克思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的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9]鲁沙尔镇随着该地的多民族化，人们的需求更发生了变化，适应这一变化中的心理需求让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信仰伊斯兰之外）选择了刘琦山神。

农历七月十五在刘琦山神举行的大型法会被称为财神会，共举办两天，盛会从七月十五早晨五六点钟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午夜12点才结束。这两天，鲁沙尔地区及周边的信徒尤其是在塔尔寺周围做生意的，他们蜂拥而至，络绎不绝，整个刘琦拉康整日香火不断，人头攒动。其中的生意人，除了重大纪念日，他们也会经常到刘琦拉康烧香磕拜，虔诚地祈盼阿米刘琦保佑他们财源滚滚。其间，刘琦庙内有丰盛的饭菜供来者随意食用，人们排队品尝馒头和羊肉熬饭。

刘琦山神被生意人信仰，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西藏牧民一直以来称刘琦为“阿米刘琦藕藕目拉（财神爷）”，据佛经记载，刘琦手中的神物是经常吐宝吐财的。所以，在刘琦塑像左手持一白鼠，手捏鼠腰，鼠口常张不断吐宝，施与人间。二是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和发展，省内外来塔尔寺朝拜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群众也越来越多，许多地方特色的民间手工制造业也应运而生，例如金银饰品、金银器、藏靴、藏袍、生熟铜器、铜祭器、铜佛像、金属瑞兽、牛羊毛毡毯、牛羊毛帐篷等为主，并远销西藏、甘肃、省内各大牧区、内蒙古等地。鲁沙尔随塔尔寺的发展成为一个商贸中心后，发展到现在，亦农亦商的居民比例达80%之高，做生意的人中民族成分有汉、藏、回、蒙等，比例最高的是汉族。这使得鲁沙尔居民身份变成了“十农九商”，无论生意大小，几乎家家与塔尔寺的制造业也和销售业有关联。

鲁沙尔民间制造业多与塔尔寺的宗教色彩相关联，制造氆氇袍、喇嘛服、藏袍、狐皮帽、编制毛褡裢、毛袜、藏靴等，仅藏靴就有半尖、半朝、低咀、马靴、酸巴等类型制造，这些产品主要售给塔尔寺的僧人和远道前来塔尔寺朝拜的蒙藏牧民。另外，银器、铜器制作房顶铜伞、大经轮、铜法轮、大喇叭、兰扎、大铜灯、大型铜佛像、大型佛教瑞兽、铜灯、铜铃、铜火盆、铜碟、铜供器、净水碗等宗教物件和奶钩、带环、银包木碗、耳环、戒指、手镯、茶壶等生活用品。在省内外有广阔的市场，如此纷繁复杂的工艺品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鲁沙尔镇的居民不断挖掘潜在的商机，加之此地藏传佛教圣地及该地的多民族化促使这位身兼财神的刘琦山神信仰更为兴盛。因此可以看出，刘琦山神是农、牧、商合三为一的信仰。

三、刘琦山神信仰透视出的信仰主客体的特征

鲁沙尔镇刘琦山神的信仰是经过漫长的民族迁移、传承、演变而来，这一特殊的山神信仰成为鲁沙尔镇居民最终的重要文化选择之一，是因为在该地区属民从单一民族逐渐多民族化中刘琦山神的多元性和信仰主体的功利性所决定。

（一）刘琦山神的多元性

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土族等一民族的单纯信仰山神基本是受原始宗教仪式的影响而崇拜自然，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魂。生活在山地间的民族因为生存所依赖和对生存造成威胁的自然物和自然力，产生敬畏、膜拜的心理。一民族信仰山神最基本的信仰元素是一特定民族一特定区域的保护神，所信仰的山神本是本民族初民时的图腾崇拜或祖先崇拜。例如，象藏族信仰的山神居住的山上，供有牛头、羊头以及雕塑的人形神箭等。黎族的山神是碧鸡金马，“蜻蛉县……山有碧鸡金马，光影悠忽，民多见之，有山神。汉宣帝遣谏议大夫蜀郡王褒祭之，欲致鸡马。”[10]而且为示敬仰都有一些禁忌：不能挖掘、游牧、打柴等，也不能拿敬给山神的东西，如果违反此条禁忌被视为是对山神的不敬，有被逐出本族族系的危险。而刘琦山神的与一民族信仰的山神相比，具有多元性。

刘琦山神不是鲁沙尔镇居住的先民的图腾崇拜，虽然历史上刘琦真有其人，但不是鲁沙尔的人，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从外面“请”来的神在此地生根发芽。前文提到，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刘琦奉命进藏，任明王朝与西藏政府间互通友好往来的交际官员，代有扶蕃政治任务。他进藏后，皈依佛法，信奉佛教，在学习藏文、研究佛经的同时，又大力介绍推行内地工、农、牧业先进生产，发展当地经济，获得西藏民众好评，被西藏政府聘任为“财贸官”。他是造福地方的一位官员，所以在多民族陆续入迁鲁沙尔后，刘琦山神崇拜成为了这里汉、藏、土、蒙等族共同选择。在一民族信仰的山神中，一神很少“身兼数职”的，而恰恰刘琦山神除护佑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外，求学时刘琦是“文曲星”、求子时他是“送子菩萨”、祛病时他又是“药仙”等等。另外，刘琦山神还是“财神爷”，对于信仰者还能满足求财求富贵的心理。在刘琦山神崇拜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及鲁沙尔地方文化的转型中，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元素，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这种以汉藏融合，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山神文化。

（二）信仰主体的功利性

一般而言，崇拜刘琦山神主要是为了求雨、求平安、求财、求学、求子、求福、求寿等，这些内容都有显示了信仰主体很强的功利性和世俗性。在刘琦山神庙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祷告词：“山神老爷，请您享用我敬献的酒，您老人家喝高兴了就保佑我儿子娶个好媳妇。”“佛爷啊，请您享用我蒸的馒头，您一定保佑我今年财源滚滚啊。”等等。鲁沙尔的信仰者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都要到刘琦山神庙求签问卦，这中功利目的反映了人们追求真善美和趋福避祸的心理。马林诺斯基说：“当我们分析宗教的功能特性时，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宗教形式往往用来满足个人和团体的深刻的尽管是派生的需要。例如，当我们把图腾崇拜放到一个较宽广的背景时，就会发现它肯定了在人与周围环境之间一种亲属关系。”[11]人们对刘琦的信仰中把刘琦看成是亲人、长辈。认为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通过对刘琦的倾诉才能抚平内心焦虑的需求。因为刘琦是亲人是长辈，自己再明显的功利目的他也不会嘲笑自己。所以信仰者认为刘琦山神任何时候都能对人生命中出现的困惑做出解答。信仰的功利目的使信仰者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定感，这就是山神信仰至今在鲁沙尔兴盛和被不断建构的原因之一。

总之，鲁沙尔地区属民从藏族到多民族化的过程中文化也从牧到农到亦农亦商进行转型，最终由历史时期的以藏族为主体转变为以汉族为主题、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曾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发展。在当今地方文化多民族重构的历史新阶段，该地区传统文化的变革及不同文化在同一社区内的对话与演变，正在孕育许多新的话题。随着外部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的变化，宗教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变、生活方式也在变。刘琦山神职能无所不包，就当地人而言，基本上取代了其它神灵成为无所不司的大神，即涵盖了生产生活的所有职能。刘琦山神崇拜是鲁沙尔地区从牧业文化到农业文化再到农商并重文化的转型中“身兼数职”的神灵，虽然信仰者有明显的信仰功利目的，但该信仰一定程度上对本地多民族的和谐稳定发挥了稳定的宗教功能，尤其是该地的汉族和藏族是和睦的一家人。